历史学是以已经逝去的、不能重现的客观历史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人文科学,体现的是历史学家本于人类理性判断、以独特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主体化的历史内容。正是基于人类所具有的求知的欲望、探秘的好奇和保留历史记忆的观念、面向未来的自信,才赋予了作为自身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一种意识手段的历史学以独特的精神——历史学精神。探讨这一课题,无论是对重估历史学的价值,还是强化对历史学重要性的认识,都具有重要意义。
求真作为一种精神,是历史学存在的内在要求,尊重客观历史事实也是中外历史学家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历史学尽管是经过历史工作者主观加工过的主体化的历史,但是却只能对客观历史进行评价和选择,而不能杜撰。写史贵在求实、求真,只有秉笔直书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事实。因此,凡是按照历史人物附会或杜撰的内容,只能称传记文学或历史文学,而决不是历史著作。
中外史家都曾强调过求真、直书的重要性。刘知几认为,史家具有“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能力和品德,才能写出信史来。在西方,著名历史学家兰克也主张必须尊重客观事实,重视第一手历史资料。此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敢于对过去的史学成说大胆怀疑,并依据真实史料进行修正和批判等也是史学求真精神的一种体现。求真是史学的生命,也是它基本的存在形式,无史学之求真,即无史学之真;无史学之真,则无史学之真之用,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探究社会发展规律是历史学的一种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中国古代的“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讲的也是这种精神。
理性活动是接近真理的手段,借此可以获取严密的知识。历史学作为探讨、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奥秘的一门人文学科,它反映的是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独特的理性认识。换句话说,它反映的是历史学家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所建构起来的一种主观的逻辑的表述体系,因此,尽可能真实地复制历史、无限地去接近客观历史并且说明历史,就成为历史学家的责任。这就赋予了历史学以探究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理性精神。
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理性活动并非只是一种观念性的内在心理的或精神的过程,它本质上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一种基本特征。我们用我们的理想来塑造历史,我们用我们的想象的普遍性来提升特殊性,我们的科学理性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我们的理智能力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提高。理性活动毕竟是一种有规范的行为,尽管历史学家们受时代以及本身认识水平等各方面的局限,在探讨历史发展治乱兴替规律时难免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结论,然而“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阐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是共同的。
在符合人类道德理性和社会规范的前提下,采摘历史,探究历史奥秘,找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梳理出历史发展不同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人类提供经验教训,这既是人类之所以重视历史的原因之一,亦是历史学真正价值之所在。
历史学是以人类发展过程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就决定了历史学研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赋予了历史学学科方法上的兼容精神,历史学以其博大的包容胸怀,几乎吸纳了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所有方法。
历史学与许多学科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狭义上看,历史辅助科学包括语言学、文字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或公文学、印章学、钱币学、族谱学或家世学、徽章学或纹章学、年代学、地理学、历史地图学等等;从广义上看,历史辅助科学比狭义的辅助学科更多。其中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化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版本学、档案学等学科,都被近代以来的史学界视为辅助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学问。自然科学诸如数学、地质学、天文学、化学、考古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也被广泛地吸收到历史学研究中来。
近代历史学的突飞猛进,正由于其吸收并应用了自然科学及社会其它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如观察方法、试验方法、归纳方法、比较方法、分析方法、综合方法等科学方法,都被广泛地应用到历史研究上。对于远古的年代,用科学的放射性碳素测定法,就能使模糊的年代得以精确;对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引入,进行科学的编目、清理,能使其井然有序;对于历史上人口消长、社会变迁、经济荣枯,通过科学的数理统计,就能使其得到清晰的呈现。总之,历史学随着其他学科的发展而发展,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兼容精神,从而不断地改变形态,逐渐脱离了想象、臆测、笼统、不精确的状态,取得长足的发展。
人是社会的主体,因此,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学就必然要以人为核心,从而品评、褒贬历史人物就成为历史学一种特有的精神。
历史犹如一个大舞台,在这座舞台上,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种人物都做过不同的表演,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不同的足迹。其中有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还会给历史留下里程碑式的痕迹。因此,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就必然要把他们的事迹如实地记载下来,并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或歌颂或批判或贬斥。
褒贬历史人物当然要依据一定准则。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学科的发展历程,褒贬历史人物大致有如下标准:一是以人类社会进步为标准,即凡是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就褒,否则就贬;二是以特定时代的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为标准,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就褒,反之就贬;三是以个人所属阶级的或集团的利益准则为标准,如党派的利益、阶级的利益等,凡是有利于特定阶级或党派利益的就褒,反之就贬。尽管品评人物的标准大致有以上三点,但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真、善、美,本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准却是主导性的标准。从总体上讲,史学的褒贬精神,在于凭借书写历史的力量,使人类惩恶而扬善,减少野蛮行为,维护人类文明进步。
在人类历史上,历史学担负着记录保存人类生活中的每一件大事的职能。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历史学本身就是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历史记载成为保存人类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华文明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一个五千年文化一脉相承,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发达的治史传统,以及保存完好的历史典籍,应当是中华文明得以无限传承而不中断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史学的发达,历史记载的连续性,保证了我们民族虽经劫难,却能衰而复兴,蹶而复振。中华民族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其实质就是重视民族自身的由来、发展,并且自觉地将其延续下去的精神。而史学作为其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历史学这种传承精神仍然保存在近现代史学中。尽管近百年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保存文化的手段日益多样化,更多地借助于电影、电视、广播、计算机等先进手段,但这种情况仍然代替不了历史学的传承功能,反而使文化传承作为历史学的精神,益发得以彰显。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人们想系统地了解过去的历史,那就必须求助于历史著作,或者靠以历史著作为版本的历史学变型体或现代形式的历史声像资料片等。历史学的功能丝毫没有减弱。历史是不能重新复制的,但我们通过历史著作,就可以对过去的历史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虽然我们祖先开荒、辟莽,创制典章礼仪的经历不可重复,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史籍了解他们的奋斗历程。总之,人类的文化靠着历史学得以保存,民族的传统靠着历史学而得以传承。
培植民族凝聚力的聚合精神也是历史学重要的精神品质之一。历史学不仅有人类共性,也具有民族特性。因为历史学家是属于特定的民族、特定文化的。作为特定民族文化哺育出来的历史学家,其在撰写历史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把自己民族的价值观投射到历史著作中去,从而使历史学明显地打上自己民族的烙印。因此,对于特定的民族而言,历史学在强化民族认同、培养爱国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历史在形成民族意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灭人国者先灭其史”一句明确地强调了历史著作在强化民族认同意识方面的显著作用。只要史籍在,那么民族意识也就不会泯灭。
第二,渗透于中国史学中的大一统观念培植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历代史家都注重写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尤其注重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即使写分裂时期的历史也大多受统一的国家观念指导。同时,历代史家尊重少数民族所建朝代的正史地位,并保持为前朝写正史的传统,而且重视各种体裁的通史撰述,从各个方面反映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丰富性。这些内容既是历史学家们大一统观念在历史著述中的反映;反过来,这些历史著作又强化了民族认同意识,培植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应当说中国史学在培养民族意识、巩固国家统一方面,其功绩是最大的。
第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在撰写史著的过程中,都会有意识地培植民族认同意识和爱国主义传统。尤其是当民族遭受磨难之时,历史学更成为激发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手段。总之,历史学是一个民族保存历史记忆、延续传统乃至寻根的重要手段,这种把一个民族的历程放在浓缩的时空中加以考察的方式是历史学所独有的。
历史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也是一门不断焕发青春的与时代共进的学科。很多人以为历史学是一门逃避现实的学科,其实,以古喻今,关怀现实,积极入世的时代精神,也是历史学一种无法剥离的学科品质。
第一,历史学的形式和表述方式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和改变。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历史学就不会消失,而且还会以全新的姿态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完成它记载和传承人类文化的使命。历史学的学科形式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第二,历史学所表达或承载的内容能及时反映社会的新变化。人类社会种种新变化都会投射到历史著述中来,关怀现实、反映现实,也是历史学的一项主要功能,历史学常用的“借古喻今”笔法即此表现。现实问题引发历史学家们的思考,促使他们对历史上的相关事物和现象进行研究,寻找解决现实问题方案或途径。
第三,作为历史学主体的历史学家们,其本身就是时代的人、社会的人。其思想观念和文化素质都是由特定文化所塑造的,谁也超越不了时代的局限,从而在表述历史时,便明显地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和个人所归属的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烙印。从这种意义上讲,所有经过历史学家们加工过的“主体化历史”都是当代史,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历史学在本质上是关怀人、尊重客观事实的科学,历史地探讨人类所处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生态环境,体现了历史学所独有的人文精神。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生态”的基本内容,历史学对社会生态的研究是从宏观上和过程中来探讨的,如人口发展史、战争史、社会结构演变史、灾荒史等都是大跨度地从历史进程入手进行探讨的专门史。一座城市的兴衰、一座工厂的兴建、一条铁路的修筑等,都需要研究有关的历史,取得必要的借鉴。一座城市的兴衰取决于地壳的变迁,资源的荣枯,气候、交通等环境的改变,人口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开发等种种因素,历史学都可以从宏观上整体上对其进行说明。
历史学研究的取向和目的是对人本身的关怀。因此,历史学立论的一个最基本、最普遍的标准,那就是本着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符合人性的标准、符合人类生存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标准进行价值判断,对个人的或集团的反人类、反社会、反文化的行为进行批判,对符合人性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行为进行肯定。历史学具有的关怀社会生态环境、通过历史的阐释而为人类健康发展提出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永远不会失落的。
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尚智精神也是历史学的一种基本精神,司马迁的“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也”,讲的就是这种精神。可以肯定地说,探讨民族在过去的奋斗历程、兴衰成败,有助于提高民族的文化自觉,确立新的奋斗目标。
历史学的尚智精神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伦理的或道德的准则警醒人们,教育人们,协调或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二是以历史经验启迪人们的心智,丰富人们的智慧,更好地利用自然、管理国家和社会;三是以历史上的种种制度模式与思想模式,提供现实选择的参考;四是以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言论,向人们提供做人的标准。人类过去的历史,其本身就是巨大的思想和智慧的宝库,历史学就是开发这一宝库的工具和方法,“学史可以使人明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类社会都是从过去走过来的。历史上的灾难曾使人类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对于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而言,总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为灾难的原因及其影响,吸取其经验教训,不仅可以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灾难,而且这些经验教训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又可淀积为我们的文化。